从《南京照相馆》到《东极岛》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热映的电影，带着观众穿越回正义最终赢得和平的烽火硝烟之中。有没有想过，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影院里，能放映什么样的电影？
电影《南京照相馆》在澳大利亚上映。\n 新华社记者 马平 摄
9月3日前夕，以“多元视角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”为主题的2025中法论坛，在与上海师范大学为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举行。作为电影发明国、拍出《虎口脱险》等经典二战片的电影大国，法国巴黎索邦大学、卡昂大学等文史专家们与中国学者交流，也关注到战时中国电影与电影人，如何演绎战火中的影像与人生。
事实上，1937年之前，以“东方巴黎”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电影业已相当成熟，不论是影片发行量还是观影人数等，都在亚洲数一数二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表示，当时世界上电影年产量超过百部的国家，只有五六个，而中国就在其列。
然而，抗战全面爆发之后，中国影业颠沛流离、支离破碎，被“一分为三”。汪朝光认为，其一是仍以上海为中心的“孤岛电影”，受到战争冲击后先在外国租界复苏，但其后太平洋战争爆发，随全城沦陷又变成了“沦陷电影”；其二是从上海转移至武汉、重庆的“后方电影”；其三则是日本实际统治下的“伪满电影”。
除了空间区隔，行业特点各有不同。“孤岛电影”延续着私营影业公司为主、娱乐电影为主的特点。受时局影响，在重压之下，上海电影人也放映一些古装题材影片，比如“花木兰”等，以此暗示抵抗外来侵略，间接参与抗日运动。上海沦陷后，所有电影公司均被收编，组建为“伪华影”，出品一些软化反抗心理的影片。其中，也有少数指向所谓“大东亚共荣”的影片，比如“鸦片战争”等题材，试图以此鼓动民众反对美英等国的情绪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美国电影在华遭禁，日本电影则被批量引进，包括显示所谓“皇军赫赫武功”的题材，在社会文化心理方面毫无同理心，票房均不佳，观众很有限，映期也仅一两天。汪朝光表示，尽管部分上海电影人因为种种原因，没有内迁而留在沦陷区，但他们中仅仅极少数与日方合作，还有一些上海电影人在后方转而投身话剧，在剧院排演剧目。
在武汉乃至重庆等地，受制于器材设备等条件不足，“后方电影”从民营为主变为官营为主，从娱乐化转向政治化，且主题单一，均为抗日题材。但总产量不足30部，不及战前上海一地的年产量。而“伪满电影”受控于日本，该国一些著名电影人几乎都曾在东北工作过，所拍影片也限于单一题材，即宣传并号召民众所谓“中日满亲善”。但这类电影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关内基本没有市场，受众倾向于观看被禁前的美国电影以及本土电影。
上译厂拍摄电影《虎口脱险》译制片档案中的手写翻译本（左）和初对本，其中初对本中将“Tea for two”翻译成“鸳鸯茶”，成为中国译制片史上的一段佳话。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
中国学者中也不乏从电影视角理解法国二战史的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、上海抗战研究会副会长马军认为，法国二战电影不太可能按照苏、美模式，拍摄《斯大林格勒战役》《攻克柏林》《中途岛海战《最长的一日》等史诗巨片，而是重在调侃、诙谐视角，将焦点对准小人物、普通人。在中国观众心中，与《虎口脱险》构成双壁的法国二战名片《王中王》，走的同样是幽默讽刺路线。
交流中，两国专家认为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，欧亚大陆两端的法国与中国有着类似的对德对日抗争历史。中法两国虽然身处不同的战场，却都肩负着反抗侵略、争取自由的共同使命，如今共同弘扬珍爱和平、反对战争的正确二战史观。汪朝光表示，电影是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，中国电影人战时拒绝合作与日本战争电影受到冷遇，表明日本在中国借助电影宣传其侵略性意识形态的失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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